本文来源：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
转自：哲学园
《翻译之耻：走向差异伦理》是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教授继1995年出版《译者隐身：一部翻译史》（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之后，于1998年出版的有关翻译研究的第二部专著。在短短的三年之内，韦努蒂教授就推出两部对后来全球翻译理论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译者隐身》已由张景华、蒋骁华于2009年译出中译本，而目前的这部译著便是可视为其“姊妹篇”的《翻译之耻》的中译。
韦努蒂
《译者隐身》运用历史考古学的方法，梳理了从17世纪至20世纪末的英美翻译史。在该著作中，韦努蒂发现“通顺”(fluency)译法超过了其他翻译策略，塑型由其他语言译入英语的外国文学经典。站在英美语言及文化的立场上，韦努蒂拷问在翻译行为发生的过程中，诸种本土价值观念被潜移默化地“铭刻”进了异域文本，进而将其遮蔽。他继而拈出一种能对抗通顺译的翻译理论与实践，旨在倡导在异域文本中传达出原作在语言与文化上的差异。韦努蒂选取欧美的各种翻译文本作为实例，详细阐述了翻译可以被视为研究和实践差异的场所，恢复并修正已被遗忘的翻译，从而建立起另外一种“异化翻译”的传统。
《翻译之耻》延续并深化了《译者隐身》对翻译的考察。韦努蒂开门见山直接提出问题：是什么使得翻译这个需要译者付出巨大劳动并对社会进步起着重要作用的智力工作一直处于边缘地位？他自问自答，翻译作为一种书写形式受尽了耻辱：翻译遭到版权法的排挤，为学术界所轻视，并被出版商、政府、宗教组织所剥削利用。接下来他追问，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诸种耻辱？韦努蒂站在社会文化这个宏大的立场上来审视翻译问题，分引言和八章就上述问题给出了回答。这八章分别是：“异质性”“著者身份”“版权”“文化身份的形成”“文学教学”“哲学”“畅销书”以及“全球化”。这八章看似松散，实则紧密相连：在这些不同的社会以及文化领域中，翻译受尽了多种耻辱。韦努蒂操用不同的后结构理论、文化研究理论以及全球化理论，分别给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关于这些耻辱的成因，韦努蒂总结为两点：第一，是翻译界内部认识的不一致造成了被边缘化；第二，是翻译界以外各学科和社会力量的排斥与*压打**，造成了译者的无名地位。
《巴别塔》(勃鲁盖尔)
引言明示该书的目的，即要通过质询翻译与使其边缘化的因素之间的关系来揭示诸种翻译之耻。在这里，韦努蒂阐明自己使用的是一系列的文化研究的手段，其目的就在于促进对当下翻译行为、译者地位的思考，用以更恰切地评价翻译文本所起到的社会功用，拓展翻译项目，并使翻译研究成为一项更为稳固的学术研究，从而为翻译赢得更大的文化权威与更为有利的法律地位。
第一章“异质性”从学理层面阐明翻译是一门广阔的学科领域，涉及语言学、多种外国语言、比较文学与人类学。在这些领域不可通约时，对翻译的误解便会产生。为了突破这些误解，韦努蒂引入“少数文学”的概念，并认为语言是一种合力，标准方言占据着主导，翻译要释放出“语言剩余”，这样就会颠覆标准方言。少数化翻译所带来的异质性话语，能彰显原语与目的语之间的语言文化差异。韦努蒂站在这一立场上，极力地批判了语言学翻译理论的诸种局限。
在第二章“著者身份”中，韦努蒂认为使得翻译处于边缘地位最重要的因素，可能是现行的著者身份观念。因为，通常情况下，原作是原创的、独立的文本，译作则被看作是原作的模仿，因而是派生性质的、非独立的文本。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限制了翻译的发展，阻碍其跨越不同的文化层级。韦努蒂使用路易的例子，说明翻译理应被认为是一种学术研究的形式。韦努蒂将这一边缘的因素追溯到这个层面，是极富洞见的。
第三章“版权”认为，版权法也是翻译之耻的根源之一。现行的版权法注重原创，贬低译作，无视译者的创造性付出，因而直接造成出版商（社）对译者的经济剥削。原笔者的创作行为受限于写作目的、读者群、文化、历史等因素，译者创作译作，是截然不同于写作过程的，因而可视为独立的创作。如果原笔者和出版社非要把持住作品不放，则这些作品就会毫无翻译价值。秉持着这一认识，韦努蒂认为原著出版后的五年，译者即可无偿使用原作。
第四章“文化身份的形成”认为，翻译总是归化行为，将异域文本铭刻进本土易于理解的语言与文化价值观，而且这一铭刻过程，则操控着翻译的生产、流通以及接受的环节。这产生出不同的文化及政治影响。这些影响中最重要的，也带来翻译之耻最为深刻原因的，就是文化身份的形成。翻译能释放出巨大能量，用以建构并再现异域文化。选译不同的异域文本，制定不同的翻译策略，能为异域文学、文化建立起独特的本土经典。因而，翻译可以塑造身份的形成，推动它的革新与变动。韦努蒂本章列举的例子，如古典学学者琼斯、日本小说的美国译者福勒、《圣经》的翻译，都精准地例证了前述观点。在本章的结尾，韦努蒂阐释了两种翻译伦理：化同伦理以及差异伦理。他认为后者能将异质性引入。这一差异伦理的提法，是这部著作的核心概念。
第五章“文学教学”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语一直是译出最多的语言，同时又是译入最少的语言。这一格局的不对等维持了英美享有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多方面的霸权。这种统治地位，与翻译所处的边缘地位碰巧同时存在。韦努蒂首先考察课堂教学中翻译的状况，认为在文学及理论课堂中，翻译作品被大量使用，教师也通过大量译作来讲授外国文学、哲学的思想与观念，但同时极力回避所使用的材料是经过“翻译”的。这显然是对翻译的漠视。韦努蒂号召要正视翻译所起到的作用，因为译作中必定包含大量的语言剩余。讲授译作，就是要讲授译作中的语言剩余。所以选择译本时，要选择语言剩余丰富的译作来讲授，这样就可以使学生意识到翻译在文化身份、文化认同层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古埃及文字
第六章“哲学”沿袭了第五章的思路，韦努蒂认为，哲学领域存在着与文学领域相似的无视、漠视翻译的状况。就此，韦努蒂仍然强调了剩余的概念。哲学作品的特点是概念稠密，译者不仅要寻求概念相应的对等词，更要保持译作对读者具有吸引力。译者的翻译过程，是一定要将剩余展现出来的。只有这样，才能凸显译文的地位，从而颠覆原作在译入语中的霸权，将哲学传播中翻译占据的重要地位归还给译作及译者。韦努蒂的结论自然就落在通过思考翻译，哲学不会走到尽头，不会沦为诗或者历史，但是哲学要敞开胸怀，去拥抱其他形式的思考与书写。
第七章“畅销书”认为，译作能在译入文化中成为畅销书，是因为译者对译作进行了“归化”更改。韦努蒂动用大量篇幅考察了卡米罗书系在美国的接受、编辑与翻译的过程，以此来详述大众的通俗审美观和精英审美观对翻译的影响。
第八章“全球化”认为，翻译正在独家揭秘几百年来构建国际事务的诸多不对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翻译是必须的、义务的，成为了殖民统治的必要手段。同理，跨国公司也通过翻译进行新形式的殖民。在这些表面现象之后，韦努蒂反而看到了深受其害的并非是发展中国家，而是发达国家，因为这不利于文化发展的多样化。因而，归化策略就不应该继续使用，应当采用抵抗的策略，以使在译入文化中居边缘地位的外来文化得以凸显，这样才能促进译入语文化的发展。韦努蒂以严复、林纾、鲁迅的翻译实践促进中国语言文化的现代性等多个例子来证明，带有异质性的翻译能有效促进译入语语言与文化的发展，并提出因地制宜伦理的观念。这为本书的结尾划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综观《译者隐身》与《翻译之耻》这两部著作，韦努蒂教授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大学术背景下对翻译史采取多学科综合的研究方法，不但建立起颇具建设性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建构思想，而且为当代译者的新形象及其生存状态的构建奠定了基础。这为欧美翻译理论界，甚至整个国际翻译理论界，发出了截然不同的声音，为当代翻译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并引发译家、译论家对翻译问题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从而加速翻译研究从学术边缘走向中心的步伐。这是韦努蒂教授“一以贯之”之道。
韦努蒂的翻译研究，目的有二。一是有关翻译学科的构建。为此，他引进了诸多理论家的术语，搭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在《译者隐身》中有改变阅读译文方式的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凸显译者主体性的“译者的隐身”(translator’sinvisibility)、话语策略与翻译伦理合一的异化归化翻译(foreignization and domestication)、作为异化翻译策略的“反常式忠实”(abusive translation)与“对抗式翻译”(resistancy)；在《翻译之耻》中有让翻译蒙难的“翻译之耻”(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抵抗译入语文化的“少数化的翻译”(minoritizing translation)与“语言剩余”(remainder)、“文化身份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ies)、考察翻译产生社会影响力的“存异与化同伦理”(ethics ofdifference and sameness)、“因地制宜伦理”(ethics of location)以及之后的批判的阐释型(hermeneutic model)与定于一尊的建构适合译者以及翻译研究的一种翻译文化(a translation culture)等等。二是他把这些术语当作“标准”，并以此来衡量翻译产生的影响。在韦努蒂看来，翻译无论好坏，以能促进语言、文化的变革与更新为指归。这两条线索互相交织、互相影响，共同成就了韦努蒂的理论“大业”。
详审韦努蒂从异化翻译到因地制宜伦理的翻译理论研究，不难发现，他思考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对待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问题以及如何衡量藉由这些差异性所带来的社会、语言及文化变革的问题。他认为，翻译首先是文化问题，然后是社会问题，最后是伦理问题。他以此告诉我们，翻译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不能视而不见的。韦努蒂提倡的翻译伦理，预设了当下世界的不平等，他要刻意去揭示语言、文化之间的不平等性，所以要通过张扬“差异”来伸张正义。他一直思考着译者、译作的地位及身份、翻译在学术界的地位以及翻译与社会、翻译与文化、翻译与伦理的关系等诸多问题。
韦努蒂以自己的翻译研究和持续30多年的翻译实践告诉人们，翻译带来了巨大的语言、文化和社会变化。这就是翻译所烛照出的神韵。韦努蒂以此彰显自己对英美主流文化的抵抗。在韦努蒂为翻译及翻译学科鸣不平的声音之外，我们也感受到了韦努蒂在诚恳地期许一个没有翻译之耻、没有翻译悲情的乌托邦，他渴望一种可以让翻译稳定栖身的价值，一种属于翻译与译者自身的、健康的、良性发展的翻译文化。从他的翻译研究中，我们清晰地感受到，摆在翻译理论工笔者面前的任务，不是对“能不能翻译”这一问题的反复追问，也不是对“如何翻译”进行应用型的研究，而是“应该”通过对已有的翻译事实如何展开充分的研究，以考察翻译所产生的社会、历史以及文化变革。这样，译者与译论者将不会感到耻辱，而会从容地从隐身的后台走向显身的前台。我们从韦努蒂的翻译研究来审视，翻译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的确一再促进着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
【本文笔者蒋童，首都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翻译之耻》
[美] 劳伦斯·韦努蒂 著
蒋童 译
商务印书馆2019年3月出版
笔者简介：
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美国坦普尔大学教授、翻译理论家及翻译家。曾主编论文集《再思翻译：语篇、主体性与意识形态》《翻译研究读本》，主要著作有《译者隐身：一部翻译史》《翻译之耻》等。
译者简介：
蒋童，首都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著作有《韦努蒂翻译理论的谱系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6年）。
学界需要翻译，却将其边缘化，《翻译之耻》探索了翻译与学术界之间的紧张关系。作为专业译者，劳伦斯·韦努蒂提出，时下流行的笔者观念在文学研究领域贬低了翻译，同时也强化了版权法中对“著作权”的不当定义。此外，针对各类学术机构对翻译的忽视，出版商对译者的不公正待遇，本书均给出了毫不留情的批评。
从早期基督教的《圣经》翻译，到日本现当代小说的翻译，韦努蒂的研究均有涉猎。他揭示了译本在构建翻译伦理的社会影响，并提出，翻译伦理促使译作以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这一更广阔的视角被写作、阅读和评价。
翻译一直是耻辱的源泉……劳伦斯·韦努蒂列举了众多优秀的案例，参考范围极为广泛，笔者以一种令人愉悦的迫切性，传递出丰富的信息。
——《纽约时报书评》
本书就翻译伦理所涉及的诸多问题给出了综合的、现代的观点。极力推荐给研究生、高校教师和专职译者阅读。
——《选择》杂志
《翻译之耻》是近些年翻译研究领域出版的最富启发性和探讨最为深入的著作之一。凡是致力于人文学研究的人士，都应当阅读这本书。
—— 特里·黑尔，赫尔大学行为翻译中心